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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的周一一般都是我们最讨厌的日子，《怪物史莱克》里的帅猫早就说过“我恨星期一”的名言，对此我也心有戚戚，特别是这个周一，因为日程表上预定在这一天我将和一个无敌难缠的客户见面。之前拿出了三个设计方案均被这位客户否定，搞得我几乎都有了单方面撕毁合同的怨念，去过几次的实习生一听今天又要去“找抽”，赶紧找了两块糖先垫了垫底。谈判的结果却让人非常愉快，客户对连夜赶出的第四稿非常满意，难得地认可了我们的意见。我压住自己贼高兴的心情，礼貌地和客户握手道别，刚走到门口还未出门，实习生叹了口气大声说：“唉，总算是通过啦！”我顿时感觉到自己背后有很多人在行注目礼，假装不动声色地走到楼下，才对实习生谆谆教导应该如何注意仪态云云，一边说一边感觉自己耳旁响起了RPG游戏战斗胜利的音乐。如果真有经验值这东西可以量化人的经验的话，那么这次谈判下来，我和实习生头上的数字应该都翻了好几倍了。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一万个人，就有绝对不少于一万个关于成长的故事。有的人在无良老板的压榨下快乐学习，有的人在劣夫悍妇的折磨中健康成长。面对这些负面的成长因素，我们的能力和经验就像吉他手手指上的老茧，磨得越多长得越多。对于小孩来说这样的体验也是必须的，一个从来没有挫折体验的小孩，一定和有过挫折经历的同龄小朋友不是一种级别。当然这样的挫折体验最好仅限于做事方面，如果某个小孩的挫折体验来自三鹿奶粉引起的结石，那估计这样的体验只会让他的父母从此离人造奶制品远远的。如果某个小孩的挫折体验来自圣元奶粉，那估计连“成长”的定义都会被曲解（不许联想）。

听说过一件真事：一对医生夫妻从小就让自己的小孩只喝蒸馏水，从来不在外面吃饭，结果在十岁的时候，小孩莫名奇妙就死了。经历过一件真事：坐飞机进入平稳状态后，一对鬼佬父母就把自己的一岁小孩放到人行过道上不管，小孩就像电影《婴儿出差》里那个爬着过马路的小鬼一样，在机舱里爬来爬去。至少这样长大的小朋友，不会像前者那样毫无原因地死去。前者即便能侥幸存活下来，如果碰上我的那位“星期一客户”，估计也会和她同归于尽。

所以，我并不是那种觉得成长只有通过挫折折磨才能获得的一根筋，成功的、幸福的体验往往能让我们拥有更加强大的内心，从而拥有处理一切难题的从容心态。挫折让我们拥有经验，成功让我们具备从容，所以结果如何并不重要，关键是得有体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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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猫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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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做兼职英语老师讨口饭吃的时候，经常会碰到学生询问的各类问题。比较常见的问题除了某某单词是啥意思之外，就是关于各类俚语的问题了。比如为什么英文里的“闲杂人等”要叫“Tom,Dick and Harry”（类似中文的“张三李四王麻子”），为什么铁匠要叫“blacksmith”，为什么偷窥者得叫“Peeping Tom”？曾经被一名英文名为Tom的学生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哑了半天没答上来，回家打开维基百科发奋图强谋答案，终于知道了Tom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偷窥者的。英国古城考文垂当年的戈黛娃夫人为了抵制她老公的苛捐杂税而裸体骑马游街抗议（现代的祼体抗议环境污染的环保主义者多半也是她的粉丝），围观的市民们被强令不准抬头观看，有个叫Tom的老兄没忍住多看了几眼，就被刺瞎双眼以示惩戒。以后“Tom”就成了偷窥者的祖师爷，偷窥者就都扛上了“Peeping Tom”的名号了。

偷窥是人类的动物本能，躲在相对安全的角落，观察自己不了解的事物，这是任何动物都具备的基本技能。而自从有了“社会”，有了“道德”，也就有了“禁忌”。禁忌是最具有诱惑力的东西，它让夏娃和亚当吃掉禁果，让所有的禁书能够暗自流传，让民间流传了很多香艳的故事，当然，不包括上面提到的考文垂的Tom。藏在被禁止的偷窥行为的背后的内核，其实是人类永不停止的好奇心，和对于美好事物的渴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了探索宇宙奥秘而发明天文望远镜的天文学家伽利略和大半辈子都待在非洲观察大猩猩生活的女生物学家简·古德，都算是偷窥者的一员了。别误会，我并不是在提倡窥探，如果你仔细往深处想想，你会明白我的意思。

偷窥是个人的行为，一个社会或是国家的偷窥，则可能会变成通向极权和湮灭人性的引爆点。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为我们描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在一个名为大洋国的虚构国家，人民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随处都可以看到“老大哥在看着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的标语。人们循规导矩地生活，不越雷池半步，他们失去了历史上人类因为好奇心而产生的创造力。但现实生活中，很多被破获的疑案都是借助了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而水落石出的。所以窥探这件事，也和核技术和菜刀一样，可以带来光明，也会导致黑暗。

人类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花在运用战争消灭同类，而另一部分精力，则花在了守护秘密和揭开被守护的秘密上。窥探的习惯无法被消除，因为这种习惯已经被根深蒂固地植入了我们的基因中。无论采用多么严厉的惩罚，管不住自己眼睛的Tom还是会前仆后继地出现。《等待戈多》里的那两个流浪汉，在等着永远不会来的戈多时，用无意义的闲聊打发着自己的时间，诺贝尔的评委说，这部戏剧揭示了人类精神世界困乏的尴尬处境。我们喜欢窥探别人，也许是因为我们不能了解自己的内心。也许，我们窥探别人，是因为我们都是孤独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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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各类地产新闻中，频繁出现一个特别有杀气的词：绑架，很多媒体的专稿都称“中国的经济已经被地产绑架”。起因是不久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的一句“房地产业已成中国经济直接命脉”迅速窜红媒体，也引起了大家对目前房市的思考。从《蜗居》到《阿凡达》，关于房地产的热议和故事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海量的楼市真实故事远远比好莱坞最牛编剧写出的故事更劲爆，更曲折，更体现着戏剧般的荒诞感和直接了当的情节冲突。在每天都可以看到的各类地产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背叛、斗争和眼泪，运气好些还可以看到欢笑和收获，但有一个词和这些故事绝缘，那就是“幸福”。

幸福是什么？一碰到这个问题，精明到可以看懂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现代人大都会懵上几秒，似乎对于这样“文艺”的问题猝不及防，想一会儿后才不自然地说“这件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云云，然后不留痕迹地将话题引到其他更加无害的内容。我们会讨论股市的红绿交替，我们会讨论新开盘的楼房的容积率和增值空间，我们会讨论最新款大众汽车的性能参数，如果不想那么现实，我们也会调侃一下犀利哥和凤姐，但我们惧怕关于自己内心的讨论，我们会不自觉地避开这一类话题，“什么是幸福”就是其一。我们就像是被关在地牢太久的犯人，突然见到阳光时，会被那温暖的光辉刺痛双眼。我们不愿意讨论它，因为我们的内心深处知道自己离它有多远。从这一点来看，芙蓉姐姐、凤姐和马戏团的小丑都有着必要的存在理由：在我们调侃和嘲笑他们时，我们会忘记自己已经惨得连讨论幸福的能力都没有了。

幸福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回答“个人的价值该如何评判”。人们的社交网络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广，人们受别人的影响也从未像现在那么深。很多人的幸福都是建立在别人的价值评判标准上，你有车有房，出入CBD上班，你就“被幸福”了。平心而论，我们购买的物件又有多少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虚荣而买的呢？你是真的需要一台iPad来读书学习，还是只是为了在夜店里能拿出它来吸引邻桌美眉的眼球？你是真的需要一个品牌包包，还是只是为了在同学聚会时拿出来支撑自己平淡的气场？几十年前的美国和我们现在很像，有人发现了这样的问题，就通过各种方式提出了警告。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专门发表电视讲话，说：“我们的价值观已经变质了，我们评判一个人，不再是看他做了什么，而是看他拥有些什么，这样的话美国将走到一条不正确的路上。”结果美国人怎么做呢？已经被消费主义征服的他们觉得这样的总统“很讨厌”，就重新选了个演牛仔的演员做总统。在荷兰鹿特丹伊拉斯漠大学教授吕特·费恩霍芬主持的“世界幸福数据库”最新排名中，美国表现平平，刚刚挤进第十五名。全球第一经济大国拿到这样的成绩不怎么样，那我们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前车之鉴呢？

以前的网络段子说“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我认真想了好长时间，觉得这是对幸福最好的解释。不论是谁，做自己，做自己本真应该去做的事，就是幸福。我家的猫每天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吃完猫粮后趴在我旁边发呆的时候，我老婆每天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晚上在衣帽间试穿明天要穿的衣服的时候，能做自己，就是最大的幸福。如果你的幸福感已经像被地产绑架的中国经济一样不由自己作主，那么你可以选择离开他物的控制，只做自己。再不然，就找一件可以让自己每天都有一小会儿幸福时光的事情做一做吧。否则，在强撑几年甚至十几年后的某一天，你面对镜子，会看见自己的整个世界像个豆腐渣工程一样稀里哗啦地倒塌，后面是无法追回的似水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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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好莱坞式灾难片《2012》里，有着一个典型的中国禅宗公案情节：受到洪水谣言困扰的小喇嘛请教师傅该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危机，老师傅不说话，只是用茶水将本子注满，茶水从杯中溢了出来，但他仍在继续注水。面对小喇嘛的疑惑，师傅说：“你的心现在就像这只杯子，装满了猜疑恐惧，要想谋求解决之道，你得先把自己的杯子腾空才行啊。”其实我们面对很多问题时，都会像小喇嘛一样，在内心里已经有了某种形式的判断。要想想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往往还真得向老师傅学习，先清空自己的成见和预设立场。这个方法，也适用于目前越来越明显的大学生就业问题。

大学生们大都知道一个数字：611万。这是2009年中国应届高校毕业生的人数，据说2010年将达到630万人。没有比较就没有形象的感受，在200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为107万人，9年时间，毕业人数翻了近6倍，如果个人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指标也照这种增长速度往上窜，那该是件多幸福的事情！问题是煮饭的锅还是只有那么几口，吃饭的嘴却多出了好几张。这是任何人都能从数字上看到的现实。那么，试着把杯里的水倒空再看看？也许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糟。没有锅，那可以发明太阳灶啊；没有米了，可以试着吃吃土豆和玉米？在2000年时，谁都不会想到靠网店倒卖小商品也可以算是就业，200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2008年有42万人通过开网店解决了就业问题。历史上每当一种资源面临枯竭时，都会有某种新的资源成为主力，对于能源的问题是这样，对于工作岗位的问题也是如此。也许对有心的人来说，611万这个数字本身，也是一块巨大的市场，如果能服务好这个人群，也是一条非常独特的就业渠道。当年淘不到金子的李维·史特劳斯靠卖牛仔裤给淘金者们创出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那也是因为在他眼中，众多的淘金者们不是海量的竞争对手，而是巨大的消费客群的缘故。

生活总是会有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越是念叨自己很穷的人也就越穷，越是念叨自己嫁不出去的姑娘也就一直嫁不出去，越是念叨工作难找的大学生也就常常会悲哀地发现工作真的很难找。于是大学生中的愤青们开始抱怨现实，抨击政策，仇富骂官，但当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工作机会来到身边时，他们却往往忽略它，轻视它，更不要说为了这个机会竭尽全力，于是，机会自然也会忽略和轻视你。佛祖早就说过：“你是以前的你的作品”，如果面对哪怕是再困难的情况都能全力以赴，但求无愧于心，那么你必会得到回报，一定是这样，没有例外。

客观的环境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不必为自己无法改变的事情担忧，我们甚至不必去关心和在意那些自己无法改变的事情，因为那样只会增加自己内心的负担。如果有心要找理由，随时都会有不顺心的借口：2003年毕业，非典了；2004年毕业，海啸了；2005年毕业，禽流感了……那么2012年基本不用毕业了，反正地球也将复位重启，等着清零吧。但如果我们能像《当幸福来敲门》中的克里斯那样，为了一个面试狂奔数公里而全力以赴的话，你也会像他一样，打开一扇不一样的门。

佛印禅师与苏东坡同游灵隐寺时，苏东坡问了一个问题，“人人皆念观世音菩萨，为何他的手上也和我们一样，挂着一串念珠？观世音菩萨又念谁呢？”佛印禅师说：“念观世音菩萨。”苏东坡问：“为何亦念观世音菩萨？”佛印禅师回答：“他比我们更清楚，求人不如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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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2年的一个星期天，荷兰人雅可布·洛加文在南太平洋上发现了一个小岛。小岛上几乎没有树，却有着无数神秘的石像。恰巧这一天是基督教的复活节，洛加文在航海图上这个岛的位置旁记下了“复活节岛”几个字，从此“复活节岛”为人所知。复活节岛上神秘的石像成为了世纪之谜，而复活节岛的原住民拉帕努伊人是如何兴起并衰落的，也一直是一个人类学上的疑问，直到不久前，这个疑问由环境学家做出了回答：随着岛上的人口持续增加，拉帕努伊人开始掠夺性地使用岛上自然积累了数百万年才沉淀下来的资源，他们砍掉几乎所有岛上特有的托罗密罗树，捕杀依靠树木为生的海鸟为食，失去了木材的供应，赖以为生的捕鱼业也被迫停顿了下来，食物缺乏引发了社会巨变，后来演变为战争，最终这个曾经在南太平洋繁荣一时的文明随风而逝，只留下了无数破败的石像。纪录片《家园》的导演扬恩·亚瑟在片中借旁白而感慨：复活节岛上的石像不再是个无法解决的谜，岛上的居民面对环境的改变为什么不做出必须的努力，这才是一个最大的疑问。
《阿凡达》之后，大家都向往着潘多拉般的世外桃源，想象着离开自己天天蜗居的石屎森林，去过天神般的自然生活。实际上我们往往是眼睛看得太远，却忘了关注自己脚下的这个世界。在潘多拉，万事万物都互有联系，实际在我们的家园地球上又何尝不是这样？40亿年前，所有的动物、植物的起源，都是海洋中的藻类。数亿代生物的躯体，才形成了现在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土壤，水的温度变化产生风，你能和空气、水、植物隔绝吗？不能，甚至一刻都不能，万事万物都互有联系。

我小时有时生病，身上红肿，家中的老人便去找来某种植物，捣碎将汁液涂在患处，不多时，红肿便消除了。我们的皮肤和细胞能够识别植物中的基因，万事万物都互有联系。但现在，这种植物无从寻觅，我甚至都叫不出它的名字。甚至再过几年，它也会像复活节岛上的托罗密罗树一样，全部消失不见。
这是件不幸的事，但我们却没有抱怨的借口，是我们自己选择了现在的生活方式，是我们自己选择了不节制自己的欲望。是我们自己将金钱和物质看得那么重，造出一个又一个浮华的偶像，却忽略了古代智者告诉我们的“克已，顺天”的真理。是我们自己，把地球这艘巨大而坚固的方舟，驶到了悬崖的边缘。我们没有抱怨的借口。
而我们更没有悲天悯人的时间。当看到《难以忽视的真相》和《家园》里那些令人触目惊心事实时，悲天悯人已经太晚，而成天去关注破坏和污染本身更只会创造出更大的破坏和污染。特蕾莎修女曾说过：“我不参加反战示威，但如果你们举办和平游行时，请通知我。”
问题的解决只在内，而不在外。我们不能企望找到一颗“潘多拉”，来替代我们美丽的地球，因为只要稍微了解一些地理和天文知识，都会知道哪怕是在浩翰无比的宇宙中，要找到一个天然形成的像地球这样有着精致却脆弱的生态系统的星球，都近乎是像捡到一张一亿元大奖的彩票那样幸运。而且如果不改变我们自己，哪怕再有十个“潘多拉”，一样无法逃脱地球现在的命运。我们同样不能企望别人都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实际上无论你是穷是富，住在哪里，你总能为了我们的地球，做上点儿什么。了解了真相，却心灰意冷，维持原状，这同样也是恶。事情再难，再不可为，但若有信念而为之者众，也许亦能扭转现状。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应该是真正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才不停地四处宣讲自己的发现，经过他的不断努力，通过《难以忽视的真相》，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环境仍持续恶化，但也不是没有一丝曙光。
洛加文登上复活节岛时，全岛只有一棵仅存的托罗密罗树，而最终就像拉帕努伊文明一样，这颗树还是死掉了。但它的种子被带到了瑞典培育，最终人工培育的托罗密罗树重返复活节岛。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就像这座岛的名字一样，哪怕是再恶劣的情况，希望的树种也还是会有的。至于能否让希望之种延续，完全在于我们现在的内心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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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的8090志两岁庆生晚会“潮人会”上，新鲜评选的昆明十大潮人出炉，憨厚可爱的玩具达人张维麟一上场，就被主持人龙总调戏：“啊？认识你这么多年，从来不知道你居然混到潮人的队伍里啦！”张达人也自嘲地说，呵呵，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算是潮人了，谢谢大家的错爱，不，厚爱，云云。虽然现场气氛依旧High得不行，但一个问题出来了：“潮人是咩（潮人是什么啊）？”或者说，更加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是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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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月的一天傍晚，我坐在从越南西贡开往海滨城市美芽的一辆巴士上，同车上的其他鬼佬们一样，双眼注视着窗外的大海。坐在我旁边的是个梳着一头小辫，留着嬉皮士般胡须的高个儿鬼佬。正因为他这样的打扮，我直到上车两个小时后才开口和他聊天。看起来很吓人的鬼佬约翰其实才刚大学毕业，英国人，学海洋生物专业，因为暂时还找不到合作的工作，于是决定先到东方旅行个几个月再说。至于工作嘛，“反正接下来要工作一辈子呢！”约翰耸耸肩，接着向我和老婆推荐了自助背包旅行的圣地：布拉格。剩下的两个小时的路我们都在接受布拉格概况的洗礼，并暗自把布拉格作为我们旅行的一个目标。

仍是在2007年，前往楣公河旅行的船上，我碰到了比利时人杰克，当时他正捧着聚金斯德的《香水》读得入迷。闲聊时问到照例会问到的“你做什么工作啊？”，杰克爽快地说：“我是扫大街的！”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接上下面的对话。后来闲聊时才知道，对于他们来说，不论做什么职业，到异国旅行也算是一项必须的仪式，只有这样你才能在之后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现在的生活。

今年的一次偶然参加的舞蹈体验课上，我遇到了美国小伙马小牛。小牛哥是个健身教练，精力四射，绝对配得上他的中文名字。我们练了四五十分钟都搞不定的动作，他跳一次就基本OK了。闲聊时知道，小牛哥在昆明开了家健身体验会所，听说在这个行里还小有名气。“背井离乡”这四个我们形容离开自己故乡的词，放在小牛哥身上虽然是那么回事，但却绝对没有那种忧郁的气氛。

今年前往西藏尼泊尔旅行的途中，我遇到一位来自江苏的六十多岁的老人。后面我称呼他为老鬼，因为他比很多80后90后的小鬼还厉害：一个老人不懂外语，居然背个包就独自去了尼泊尔，甚至还带了辆自行车；从樟木口岸前往加德满都的八十多公里山路，老人骑自行车走了一大半。到达尼泊尔后在旅馆里问清楚了关于办签证的所有细节，还打算前往印度……见到他以前，我觉得自己还算冲闯，见到他之后，我觉得自己的冲闯根本不值一提。

三个鬼佬和一个老鬼，都是在离开了自己惯常的生活环境后见到的人，他们都教了我很多在自己惯常生活中学不到的东西。约翰的洒脱、杰克的率真、小牛哥的开朗和老鬼的冲闯，都是我在异地获得的宝贵财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还不如阅人无数。离开自己的圈子，往往能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圈子，关键关于你用一颗开放的心，去接受别人带来的惊喜，这是三个鬼佬和一个老鬼教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