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已发表于《春城晚报》“私想家”专栏,欢迎转载,但请注明出处。
以前做兼职英语老师讨口饭吃的时候,经常会碰到学生询问的各类问题。比较常见的问题除了某某单词是啥意思之外,就是关于各类俚语的问题了。比如为什么英文里的“闲杂人等”要叫“Tom,Dick and Harry”(类似中文的“张三李四王麻子”),为什么铁匠要叫“blacksmith”,为什么偷窥者得叫“Peeping Tom”?曾经被一名英文名为Tom的学生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哑了半天没答上来,回家打开维基百科发奋图强谋答案,终于知道了Tom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偷窥者的。英国古城考文垂当年的戈黛娃夫人为了抵制她老公的苛捐杂税而裸体骑马游街抗议(现代的祼体抗议环境污染的环保主义者多半也是她的粉丝),围观的市民们被强令不准抬头观看,有个叫Tom的老兄没忍住多看了几眼,就被刺瞎双眼以示惩戒。以后“Tom”就成了偷窥者的祖师爷,偷窥者就都扛上了“Peeping Tom”的名号了。
偷窥是人类的动物本能,躲在相对安全的角落,观察自己不了解的事物,这是任何动物都具备的基本技能。而自从有了“社会”,有了“道德”,也就有了“禁忌”。禁忌是最具有诱惑力的东西,它让夏娃和亚当吃掉禁果,让所有的禁书能够暗自流传,让民间流传了很多香艳的故事,当然,不包括上面提到的考文垂的Tom。藏在被禁止的偷窥行为的背后的内核,其实是人类永不停止的好奇心,和对于美好事物的渴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了探索宇宙奥秘而发明天文望远镜的天文学家伽利略和大半辈子都待在非洲观察大猩猩生活的女生物学家简·古德,都算是偷窥者的一员了。别误会,我并不是在提倡窥探,如果你仔细往深处想想,你会明白我的意思。
偷窥是个人的行为,一个社会或是国家的偷窥,则可能会变成通向极权和湮灭人性的引爆点。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为我们描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在一个名为大洋国的虚构国家,人民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随处都可以看到“老大哥在看着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的标语。人们循规导矩地生活,不越雷池半步,他们失去了历史上人类因为好奇心而产生的创造力。但现实生活中,很多被破获的疑案都是借助了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而水落石出的。所以窥探这件事,也和核技术和菜刀一样,可以带来光明,也会导致黑暗。
人类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花在运用战争消灭同类,而另一部分精力,则花在了守护秘密和揭开被守护的秘密上。窥探的习惯无法被消除,因为这种习惯已经被根深蒂固地植入了我们的基因中。无论采用多么严厉的惩罚,管不住自己眼睛的Tom还是会前仆后继地出现。《等待戈多》里的那两个流浪汉,在等着永远不会来的戈多时,用无意义的闲聊打发着自己的时间,诺贝尔的评委说,这部戏剧揭示了人类精神世界困乏的尴尬处境。我们喜欢窥探别人,也许是因为我们不能了解自己的内心。也许,我们窥探别人,是因为我们都是孤独的个体。








